三都赋 中国古代骈赋。西晋左思作。分《蜀都赋》、《吴都赋》、《魏都赋》三篇。前二篇假设西蜀公子与东吴王孙争相称颂三国时蜀都益、吴都建业的形势、物产、宫室情况,末一篇则由魏国先生盛赞魏都建设及魏国政治措施,强调立国根本在于政治设施而不在自然条件。写于左思青年至中年时期,据传历时10载。左思(约250—约305),字太冲(一作泰冲),齐国临淄(今山东淄博市临淄区)人,西晋太康时期诗人。家贫寒,晋武帝时,其妹芬以才名被选入宫,乃举家迁入京师。官至秘书郎。后辞官退隐,专攻典籍。数岁病卒。左思在当时就有文名,但其作品流传下来的仅有赋3篇(《齐都赋》、《三都赋》、《白发赋》)、诗14首。其中以《三都赋》和《咏史》诗最负盛名。

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 敦煌遗书。唐人白行简撰。唐人诗文集未载。敦煌遗书存P2539残卷,首题“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 白行简撰”,尾残。1914年,叶德辉刊刻于《双梅景闇丛书》,其跋语云:右赋“确是唐人文字,而原抄讹误甚多,无别本可以校改。又末一段文字亦未完,读之令人怏怏不乐也。”“唐宋时此等房中书流传士大夫之口之文,殊不足怪,使道学家见之,必以为诲淫之书,将拉杂烧之,惟恐其不绝于世矣,此类书终以古籍故,吾辈见之,即当为之刊刻。”遂世有刊刻本流传。此赋不见于著录,前人亦未曾言及,故不为后世所知;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敦煌鸣沙山石窟藏经洞被发现,方重见天日。其写本原件现存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编号伯2539)

白发赋 辞赋名篇。西晋左思作。《艺文类聚》见载。赋文以白发与主人对答的形式构成全篇。先是主人因早生白发影响功名而“将拔将镊”,白发辩解说,“值君年暮”,生来白发,拔之何罪?且桔柚“贵其素华”,愿君手下留情。主人不听,教训白发:自古年少早仕官,而己发白年衰身低微。

登徒子好色赋 先秦辞赋。旧题战国楚宋玉作。见于南朝梁萧统编《文选》卷19。其序写登徒子在楚王面前，毁谤宋玉好色。楚王要宋玉：“有说则止，无说则退”。宋玉表白自己无此事，反证登徒子好色。他为自己辩解的一段文字非常精采：”天下之佳人，莫若楚国;楚国之丽者，莫若臣里;臣里之美者，莫若臣东家之子。东家之子，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著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眉如翠羽，肥如白雪，腰如束素，齿如含贝，嫣然一笑，惑阳城，迷下蔡。然此女登墙窥臣三年，至今未许也。”先以层层递进的手法，推断“臣东家之子”是天下佳人;再以不能增减其身段和不用著施粉朱，以说明其是天生丽质;然后运用恰当比喻，呈现美女形象。这样的绝色女子“登墙窥臣三年，至今未许”，作为画龙点睛之笔，突出了宋玉为自己辩白的力量。宋玉进而反证登徒子好色。这时，秦章华大夫又出来称赞郑、卫等地女子，其“不待饰装”之美更盛。因而使楚王称善，宋玉遂不退。李善在为《文选》作注时说，这篇赋“假以为辞，讽于淫也”。《登徒子好色赋》是影响相当大的作品，以致后来“登徒子”竟成为好色之徒的代名词。但对于本赋是否为宋玉所作，历来就有许多不同意见。

高唐赋 先秦辞赋。旧题战国楚宋玉作。见于南朝梁萧统编《文选》卷19。赋首有序，写宋玉为楚襄王述说，楚国先王游于高唐之台时，曾梦见巫山之女，“王因幸之”。此女去而辞曰：“妾在巫山之阳，高丘之阻，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楚王听罢，便令宋玉撰《高唐赋》。赋先写高唐之大，登岩眺望，可观百谷汇集。然后写树木郁盛，奇葩覆盖，盘石险峻。又写花卉香草，斗艳吐芳，众雀嗷嗷，雌雄相失，哀鸣相号。再写当年的游仙方士以及礼神、打猎的情景。这篇赋等于引导楚王游览了一趟高唐。最后讲“思万方，忧国害，开贤圣，辅不逮”，即所谓“曲终奏雅”，稍进讽谏之意。刘勰《文心雕龙·诠赋》指出宋玉的赋，“述客主以首引，极声貌以穷文”。这两大特点，在《高唐赋》中充分地显现出来。历代学者对宋玉《高唐赋》及其他几篇赋的真伪，提出过一些疑问，认为当出于汉武帝以后人的假托，但无确据。《高唐赋》对汉赋影响较大，所述高唐神女的故事，在后世读者中流传颇广，以至历代文学作品中常以“巫山云雨”来比喻男女情爱。

神女赋 先秦辞赋。旧题战国楚宋玉作。见于南朝粱萧统编《文选》卷19。赋首有序，记“楚襄王与宋玉游于云梦之浦，使玉赋高唐之事，其夜王寝，果梦与神女遇”。它是《高唐赋》的姐妹篇。神女“其象无双，其美无极。毛嫱鄣袂，不足程式;西施掩面，比之无色”。“其始来也，耀乎若白日初出照屋粱;其少进也，皎若明月舒其光。须臾之间，美貌横生，晔兮如华，温乎如莹”。用鲜丽的词藻，从多方面比喻一个“五色并驰，不可殚形”的神女。这种美的境界，“他人莫睹，王览其状”，虽然“乐之无量”，然而“交希恩疏”。《高唐赋》中的美女，“闻君游高唐，愿荐枕席”。而这篇《神女赋》中，楚襄王在神女面前，只可观赏，不能据为己有，这是《神女赋》的深刻寓意所在。尽管楚王思念神女，“惆怅垂涕”，通宵不眠，“求之至曙”，失去常态，而仍然不能如愿，神女还是可望而不可及。《神女赋》与《高唐赋》对汉代辞赋作者有较大影响，但同《文选》收入的其他3篇赋一样，历代学者对《神女赋》是否为后人伪托，有不同看法。

风赋 先秦辞赋。旧题战国楚宋玉作。后人或疑为伪托。旧题战国时代楚人宋玉撰。见于《文选》卷13。这是一篇巧妙的讽谏性作品,借楚王和宋玉的问答,展开关于“风”的文章。分别描写了两种不同的风,即“大王之雄风”和“庶人之雌风”。汉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说:“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梁刘勰《文心雕龙·诠赋》说:“及灵均唱《骚》,始广声貌。然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也。于是荀况《礼(赋)》、 《智(赋)》,宋玉《风(赋)》……,爰锡名号,与诗画境,六义附庸,蔚成大国。遂客主以首引,极声貌以穷文,斯盖别诗之原始,命赋之厥初也。”

子虚赋 汉赋。 司马相如作。见于《史记》、《汉书》本传及《文选》卷7。《子虚赋》开篇写楚国使者子虚出使齐国，应邀参加齐国国君的畋猎之后，遇到齐国大臣乌有先生与天子命官亡是公。于是，子虚向他们夸耀楚国云梦和楚王出猎盛况，以为“齐殆不如”。乌有先生听了不服，一面指责他不应“奢言淫乐而显侈靡”。一面又言称齐地辽阔，“吞若云梦者八九于其胸中，曾不蒂芥”，争而胜之。这篇赋写得虚实相间，铺陈有序。写云梦，先以“云梦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焉”总起，然后分写“其山”、“其土”、“其石”，接着又交代“其东”、“其南”、“其西”、“其北”;在“其南”又细分为“其高躁”与“其埤湿”，在“其北”中也分列“其上”、“其下”层层深入，丝毫不乱。又注重对称，使读者读之兴趣盎然。《史记·司马相如列传》针对《子虚赋》说：“相如以‘子虚’，虚言也，为楚称;‘乌有先生’者，乌有此事也，为齐难;‘亡是公’者，无是人也，明天子之义。故空藉三人为辞，以推天子诸侯之苑囿。”这篇赋写于司马相 如游梁时，写就后，传颂一时，以至汉武帝读过竟感叹不已，以为是古人杰作，说：“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而司马相如也正因此而被汉武帝所知。这篇赋虽然对楚辞

哀江南赋 北朝庾信作。这是作者被迫留滞北朝后写的。他在序中说：“追为此赋，聊以记言，不无危苦之词，惟以悲哀为主。”作者在赋中追溯故国梁朝兴亡的经过和原由，深刻地表达了对故国的沉痛感情。比如赋中描写西魏攻破江陵后的情景：“冤霜夏零，愤泉秋沸。城崩杞妇之哭，竹染湘妃之泪。……于是瓦解冰泮，风飞电散，浑然千里，淄渑一乱，雪暗如沙，冰横似岸，逢赴洛之陆机，见离家之王粲，莫不闻陇水而淹泣，向关山而长叹。”把江陵人民所遭受的苦难和流离迁徙的惨景，生动地描绘出来。作者也在赋中倾诉了自己的身世之痛：“提挈老幼，关河累年。死生契阔，不可问天。况复零落将尽，灵光岿然。日穷于纪，岁月复始，逼迫危虑，端忧暮齿。”笔墨间流宕着难以尽言的故国之思和乡关之情。这篇赋多用典故成语。作者善于选用适当的故实巧妙地表达自己丰富深刻的思想感情;意蕴含蓄，而无晦涩之弊。通篇骈体，由于句式的束缚，有时在用事造句上不免牵强。赋的情调悲苦而不伤于纤弱，具有一种苍凉的意绪。杜甫说：“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指的就是这篇作品。

二京赋 辞赋名篇。东汉张衡作。《文选》见载。二京,指汉西京长安与东京洛阳。《后汉书·张衡传》云:“时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逾侈。衡乃拟班固《两都》,作《二京赋》,因以讽谏。精思傅会,十年仍成。”一说:“昔班固覩世祖迁都于洛邑,惧将必逾溢制度,不能遵先圣之正法也,故假西都宾盛称长安旧制,有陋洛邑之议,而为东都主人折衷以答之。张平子薄而陋之,故更造焉”(《艺文类聚》载《西京赋·序》)。上篇《西京赋》,假借凭虚公子之口,先状西京地理形势之优越、高祖之定都,随即从各方极力铺陈西京的豪华奢靡:宫廷建筑的宏伟、城廓宅第的宽整、市场的繁荣、商贾的欺诈、游侠辩士的豪为、郊畿的殷富,及上林禁苑的游猎水嬉、百戏淫乐等。下篇《东京赋》则借安处先生之言,追溯历史,从周姬之末“政用多僻”,到西秦“思专其誃”的破灭,再历数两汉各代帝王,赞美了汉高祖、文帝、武帝、光武帝等的文治武功,又极状洛阳形胜,汉室仪轨等。《西京》意在讽谏,暴露了王室的腐败,反映了某些社会现实;《东京》旨在陈述自己的政治理想和宏伟抱负。文章描摹宏富,变化多端,辅陈夸张,跌宕有致,议论真切。晋夏侯湛《张平子碑》称其“《二京》、《南都》,所以赞美畿

丽则遗音 元赋别集。4卷。杨维桢撰。《四库全书》曾据江苏巡抚采进本编入别集类。本集有元刻本(卷1—2抄配)传世,全名为《新刊丽则遗音古赋程式》,主要版本有明末毛氏汲古阁刻本(与《铁崖先生古乐府》16卷、《复古诗集》6卷合刊)。本集为元人陈存礼编,卷首有元顺帝至正二年(1342)杨维桢自序。自序中说:元朝科举“设科取赋以古为名”,“余早年学赋,尝私拟数十百题,不过应场屋一日之敌,而敢望古诗人之则战!”“近至钱塘又有以旧所制梓于书坊”,“而吾同年黄子肃君又赘以评语”。4卷中收有杨维桢所写的赋32篇。《东维子集》中未收入赋,他的赋主要保存于本集之中。卷末有元至正三年胡助跋,跋中说:“丽则之名其殆伤今之赋之不古乎?”“场屋之士果能仿佛其步趋,吾知斯文之复古矣!”最后是毛晋写的1则跋语,说明本集是附刊于元乙亥科湖广乡试《荆山璞赋》之后的,由毛晋录出,与《复古诗集》等合刊。

二十四赋品 《二十四赋品》是清朝魏谦升仿照晚唐诗人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创作的，是关于诗歌、辞赋创作的理论著作。《二十四赋品》对于诗赋的结构、声律、情韵、骈俪等方面逐一进行了阐述，涉及语言艺术风格，语法修辞等方面，对于诗歌、辞赋的创作和研究有指导作用。

河东赋 辞赋名篇。西汉扬雄作。《汉书》见载。元延二年(前11)三月,成帝帅群臣,横渡黄河,行幸河东祭祀后土。“既祭,行游介山,回安邑,顾龙门,览盐池,登历观,陟西岳,以望八荒”(《汉书》扬雄“自序”)。天子追踪殷周之墟,遥思尧舜之风,雄以为“临川羡鱼,不如归而结网”。于是上《河东赋》以劝。此文可分为三段:开段为前引,写暮春谒神于河东,形容车驾旌旗之盛。中段述成帝追观先代遗迹:览介山,思晋文公及介子推;追慕大禹疏决龙门;登历观(山西永济县山名)而望舜之所耕。他将这些遗迹与远处战场陔下(项羽败处)南巢(夏桀败处)相较,认为这些地方均不如河东。于是天子乘翠龙,渡大河,登华山,该地祥云迎,甘雨降,天子遂叱风伯,呵雨师,大致斥令制风制雨。最后一段乃为对天子及汉代的歌功颂德,而这篇赋的结尾不带任何规谏之辞。扬雄自谓此文目的在于劝。然细绎全文,此赋表面上是对王朝汉德的颂扬,实际上寓讽谏于颂扬之中。姚鼐《古文辞类纂》评云:“《上林》之末有游乎六芝之囿及翱翔书圃之语。此文(《河东赋》)法之,借行游为喻,言以天道为车马,以六经为容,行乎帝王之途,何必巡望山川以为观览乎。”全文仿《楚辞》体,亦融合散体之字句。《汉书

反离骚 辞赋。西汉扬雄作。《汉书》见载。或称《反骚》。《汉书·扬雄传》引其“自序”言:扬雄每读屈原文“未尝不流涕……乃作书,往往摭《离骚》文而反之。自㟭山投诸江流以吊屈原,名曰《反离骚》。又旁《离骚》作重一篇,名曰《广骚》。又旁《惜诵》以下至《怀沙》一卷,名曰《畔牢愁》。”后两篇已佚,《反离骚》独存。此文为扬雄早期之作品,写于阳朔元年(前24)尚居蜀时。文章模拟《离骚》之形式及词汇,表明了作者对屈原之态度:一方面同情屈原遭遇之不幸,受浊世陷害,为佞人小臣所谗。另一方面又批评屈原,谴责其未及早发觉楚王之昏暗,自丧芬芳,终于“投江而死”。扬雄认为:“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汉书·扬雄传》)作者给屈原提个代称,说他是“湘累”。《汉书》颜师古注引李奇曰:“诸不以罪死曰累……屈原赴湘死,故曰湘累也。”扬雄虽承认屈原“竭忠诚以侍君”,但他早该“知众嫭之嫉妒兮,何必扬累之蛾眉”。故作者主张屈原当与“神龙之渊潜”一般,“俟庆云而将举”。对屈原最后决定自杀,作者说:“蹠彭咸之所遗”(投江而死),这是“弃由聃之所珍”。由为许由,聃为老子,皆为古代隐士。作者谴责屈原投江而死,不如

长杨赋 汉赋。西汉杨雄作。始见于《汉书·扬雄传》;又见于《文选》。这是一篇田猎赋,借汉成帝猎于长杨之事,宣扬汉帝国声威并表示讽谏之意。赋前有序,交待作此赋的背景和用意:汉成帝于校猎甘泉的次年(元延元年·前12),又田猎于长杨,致使“农民不得收敛”。扬雄扈从返回长安后作此赋以讽。赋的正文,其形式与布局均摹仿司马相如的《子虚赋》和《上林赋》,设为“子墨”为客卿、“翰林”为主人,双方以对话形式各抒己见。该赋内容可分3部分:开头部分交待作此赋原委:子墨指责汉成帝猎于长杨“扰于农民”,“本非人主之急务”;翰林则说子墨“知其一未睹其二”,因而有必要加以澄清。中间部分是中心内容,以翰林之口,陈言汉帝国的强盛:先述汉高祖开国创业之功德,再述汉文帝休养生息之治绩,继之以汉武帝开疆扩土的威势,终之以为汉成帝田猎长杨作回护,委婉地表示出讽谏之意,言其虽出猎但有节制,能“遵文武之度”,“使农不辍,工不下机,婚姻以对,男女莫违”。最后部分是结尾,写子墨客卿向翰林主人认错。这篇赋能把铺陈描写与议论说理结合起来,虽讲究夸饰文采,但较为通俗流畅,没有汉代大赋那种堆砌臃肿的毛病,如状写汉武帝声威的文字有:“天兵四临。幽都先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