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经》,记星象之书。一名《通占大象历星经》,是中国古代署名甘公、石申的天文星占著作。本书渊源甚早,流传演变亦甚久。今存本题“汉甘公石申著,南昌李溶校”,或不记撰人姓氏。所传有明陶宗仪《说郛》本,明程荣等3种刻本《汉魏丛书》本,明毛晋《津逮秘书》本,明顾玄纬《小十三经》本,《道藏》本,清王谟《汉魏遗书钞》本,《五朝小说》本等,均较晚。以源流而论,《史记天官书》曾有“甘石历”之称,《汉书天文志》曾著录《甘氏石氏经》。现今通行本《星经》两卷,或不署撰者名,或托名汉甘公、石申撰。故又名 《甘石星经》。约唐宋人所辑,曾编入《道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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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代地理名著。先秦古籍。主要记述古代地理、物产、神话、巫术、宗教等,也包括古史、医药、民俗、民族等方面的内容,具有多方面的学术价值。《山海经》全书18篇,31000多字。此为山海经白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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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代现存最古的一部天文学著作,大约作于公元前170年左右。1973年底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中,有关天文学方面的约八千馀字,原件没有标题,帛书的整理者根据其内容定名为《五星占》,并区分为九章:第一章,木星;第二章,金星;第三章,火星;第四章,土星;第五章,水星;第六章,星总论;第七章,木星行度;第八章,土星行度;第九章,金星行度。其中,有关金星的篇幅最多,约占全文的一半以上。在占文中,保存了已经失传的《天文星占》(甘德撰)和《天文》(石申撰)这两部我国最早的天文学著作的部分内容。其中,尤以《天文星占》的内容为多。特别重要的是,第七至第九共三章分别标出了秦始皇元年(前246)到汉文帝三年(前177)共七十年间木星、土星和金星的位置,并描绘了这三颗行星在一个会合周期内的动态。占文表明,当时的星象研究者已运用速度乘时间等于距离的这一公式来研究和推算行星的动态与所处位置,这比战国时期甘德、石申二人的探讨前进了一步,并成为后代编制历法时“步五星”工作的先声。书中所提出的一些数据,如金星的会合期为584.4日,比现今的测值只大0.48日;土星的会合期为377日,比现今的测值只小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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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不详。共十八卷,其中十四卷是战国时作品,四卷为西汉初年作品。内容主要为民间传说中的地理知识,包括山川、民族、物产、药物、祭祀、巫医等,保存了不少远古的神话传说。对古代历史、地理、文化、中外交通、民俗、神话等研究有参考价值。其中的矿物记录为世界最早的有关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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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丹子》作为一部现存的汉代最优秀的历史小说,具有非常重要的研究价值。本书是以战国末期,强秦将吞并燕国为历史背景,叙写了燕太子丹为雪秦耻、拯救国祚,延请刺客荆轲去秦国行刺秦王,终致失败的悲剧故事。《燕丹子》流传至今,原貌已不可见,今本是清人纪晓岚从明代《永乐大典》中全文抄出后,授学者孙星衍校订、整理出来的。《燕丹子》的成书历来众说纷纭,在这争论背后其实是对于小说起源问题的思考。其实,《燕丹子》是杂史,它的成书可以定为秦汉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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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佚名撰,清孙星衍校集。原书三篇,今分上下卷。星衍为清代经学家, 曾官山东督粮道。 书前有孙氏 《燕丹子序》,谓此书三篇,世无传本,惟见于《永乐大典》。此四库馆臣从大典中辑出,入《四库全书》小说类存目。星衍得抄本,复采唐宋传注听引佚文,重加刊刻,复唐宋志三卷之旧。《燕丹子》之著录,始自《隋书·经籍志》。刘向《七略》云“丹, 燕王熹之太子。”故不可以《汉书艺文志》不载而疑其后出。艺文志法家有《燕十事》十篇,杂家有《荆轲论》五篇。疑此书为古之爱士者或其门客纪录遗事,报其知遇者。《旧唐书》以为燕太子丹自撰,极不可信。“其书长于叙事,娴于辞令,审是先秦古书。亦略与左氏、国策相似,学在纵横小说两家之间。且多古字古义。”书中有许多传奇色彩,如秦王谓乌白头,马生角始许太子归,丹仰天叹,乌即白头,马即生角,及秦王乞听琴事。《国策》、《史记》取其某些古字,而削此类传奇情节,足证此书作在史迁、刘向之前。宋时多有其本, 自明中叶后亡佚。故晚明诸丛书俱未收录。有冯翼《问经堂丛书》本,《百子全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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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不详。西晋汲郡战国魏王墓中发现。或称《周王游行》。六卷。前五卷记周穆王西游故事,皆有月日可寻,并详记所行里数,其中保存有若干古代中西交通史料;后一卷记美人盛姬之死及其丧仪。晋郭璞作注,并谓其体例与起居注同,故《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及《新唐书·艺文志》均列于史部起居注类。此书虽是小说,不能作为信史,但一定是根据当时往来于西域和中原的商人口碑资料写成,对研究西域上古史和丝路交通史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书中记有赤乌国等由中原汉族祖先西迁后建立的政权,可知内地居民迁居天山以南各地,是很古就存在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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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辞赋。旧题战国楚宋玉作。后人或疑为伪托。旧题战国时代楚人宋玉撰。见于《文选》卷13。这是一篇巧妙的讽谏性作品,借楚王和宋玉的问答,展开关于“风”的文章。分别描写了两种不同的风,即“大王之雄风”和“庶人之雌风”。汉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说:“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梁刘勰《文心雕龙·诠赋》说:“及灵均唱《骚》,始广声貌。然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也。于是荀况《礼(赋)》、 《智(赋)》,宋玉《风(赋)》……,爰锡名号,与诗画境,六义附庸,蔚成大国。遂客主以首引,极声貌以穷文,斯盖别诗之原始,命赋之厥初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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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辞赋。旧题战国楚宋玉作。见于南朝梁萧统编《文选》卷19。赋首有序,写宋玉为楚襄王述说,楚国先王游于高唐之台时,曾梦见巫山之女,“王因幸之”。此女去而辞曰:“妾在巫山之阳,高丘之阻,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楚王听罢,便令宋玉撰《高唐赋》。赋先写高唐之大,登岩眺望,可观百谷汇集。然后写树木郁盛,奇葩覆盖,盘石险峻。又写花卉香草,斗艳吐芳,众雀嗷嗷,雌雄相失,哀鸣相号。再写当年的游仙方士以及礼神、打猎的情景。这篇赋等于引导楚王游览了一趟高唐。最后讲“思万方,忧国害,开贤圣,辅不逮”,即所谓“曲终奏雅”,稍进讽谏之意。刘勰《文心雕龙·诠赋》指出宋玉的赋,“述客主以首引,极声貌以穷文”。这两大特点,在《高唐赋》中充分地显现出来。历代学者对宋玉《高唐赋》及其他几篇赋的真伪,提出过一些疑问,认为当出于汉武帝以后人的假托,但无确据。《高唐赋》对汉赋影响较大,所述高唐神女的故事,在后世读者中流传颇广,以至历代文学作品中常以“巫山云雨”来比喻男女情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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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辞赋。旧题战国楚宋玉作。见于南朝粱萧统编《文选》卷19。赋首有序,记“楚襄王与宋玉游于云梦之浦,使玉赋高唐之事,其夜王寝,果梦与神女遇”。它是《高唐赋》的姐妹篇。神女“其象无双,其美无极。毛嫱鄣袂,不足程式;西施掩面,比之无色”。“其始来也,耀乎若白日初出照屋粱;其少进也,皎若明月舒其光。须臾之间,美貌横生,晔兮如华,温乎如莹”。用鲜丽的词藻,从多方面比喻一个“五色并驰,不可殚形”的神女。这种美的境界,“他人莫睹,王览其状”,虽然“乐之无量”,然而“交希恩疏”。《高唐赋》中的美女,“闻君游高唐,愿荐枕席”。而这篇《神女赋》中,楚襄王在神女面前,只可观赏,不能据为己有,这是《神女赋》的深刻寓意所在。尽管楚王思念神女,“惆怅垂涕”,通宵不眠,“求之至曙”,失去常态,而仍然不能如愿,神女还是可望而不可及。《神女赋》与《高唐赋》对汉代辞赋作者有较大影响,但同《文选》收入的其他3篇赋一样,历代学者对《神女赋》是否为后人伪托,有不同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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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辞赋。旧题战国楚宋玉作。见于南朝梁萧统编《文选》卷19。其序写登徒子在楚王面前,毁谤宋玉好色。楚王要宋玉:“有说则止,无说则退”。宋玉表白自己无此事,反证登徒子好色。他为自己辩解的一段文字非常精采:”天下之佳人,莫若楚国;楚国之丽者,莫若臣里;臣里之美者,莫若臣东家之子。东家之子,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著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眉如翠羽,肥如白雪,腰如束素,齿如含贝,嫣然一笑,惑阳城,迷下蔡。然此女登墙窥臣三年,至今未许也。”先以层层递进的手法,推断“臣东家之子”是天下佳人;再以不能增减其身段和不用著施粉朱,以说明其是天生丽质;然后运用恰当比喻,呈现美女形象。这样的绝色女子“登墙窥臣三年,至今未许”,作为画龙点睛之笔,突出了宋玉为自己辩白的力量。宋玉进而反证登徒子好色。这时,秦章华大夫又出来称赞郑、卫等地女子,其“不待饰装”之美更盛。因而使楚王称善,宋玉遂不退。李善在为《文选》作注时说,这篇赋“假以为辞,讽于淫也”。《登徒子好色赋》是影响相当大的作品,以致后来“登徒子”竟成为好色之徒的代名词。但对于本赋是否为宋玉所作,历来就有许多不同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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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长篇抒情诗。原收于《楚辞》。战国时宋玉所作。宋玉(生卒年不详),战国时楚国郢都(今湖北江陵)人。出身寒微,曾为楚顷襄王小臣,终生怀才不遇。东汉王逸言其为屈原弟子,无确证。但其辞赋创作显然是受屈原影响,其作品继承了屈原作品的某些语言、体制特点。《汉书·艺文志》载宋玉有辞赋16篇,《隋书·经籍志》有《宋玉集》3卷。但现存署名宋玉的作品,多数为后人伪托之作,《九辩》是唯一的一篇可以确信为宋玉作品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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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集。西汉刘向辑。“楚辞”原指屈原等人所创作的具有楚国地方特色的辞作。这一名称,西汉初年已有之。成帝时,目录学家和辞赋家刘向“典校经书”,将屈原、宋玉及汉人模拟的作品,编为一集,“分为十六卷”(王逸《楚辞章句》卷一),名之曰《楚辞》。该书所辑作品,包括屈原《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招魂》,宋玉《九辩》,景差《大招》,贾谊《惜誓》,淮南小山《招隐士》,东方朔《七谏》,严忌《哀时命》,王褒《九怀》,以及刘向本人所作的《九叹》。此书是我国古代最早的楚辞结集,它汇集了伟大诗人屈原等人的重要作品,对楚辞的流传和研究起有重要作用。它的最早注本是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原书十六卷。现在流行的是附有王逸《九思》的十七卷本,上题“汉护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刘向集、后汉校书郎臣王逸章句”。此外,重要的注本还有南宋洪兴祖《楚辞补注》、朱熹《楚辞集注》等。由于王、洪两种注本已包括刘向所辑的《楚辞》,故16卷《楚辞》单行本已为罕见。今以《楚辞章句》和《楚辞补注》为通行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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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帛书。1973年出土于长沙马王堆汉墓。约17000字,共27章。其中11章与今本《战国策》、《史记》大体相同,其余16章不见他书。所记史实大多发生在战国后期。全书编定时间约在秦统一前后,主要是纵横家言论,故整理者定名为《战国纵横家书》。体裁包括书信、游说词、谈话记录等。以记言为主,少数兼记事实。绝大部分无作者或游说者姓名,编排次序也不依事实先后。1至14章为一组,皆系苏秦史料,可能是苏秦所写的密信。其中材料有助于订正其他古籍关于苏秦事迹的讹误。第15至19章为一组,第20至27章为一组。其中第25章提供了李园杀春申君后曾为楚相、吕不韦曾被迫接受燕国贿赂等新史料。全书思想倾向与《战国策》基本一致。但文风有所不同。有些地方真实而坦率地表现出搞阴谋诡计的心理和纵横捭阖的作风。很少有夸张渲染排比骈偶的文字,句子参差不齐,以达意为宗,不以能文为尚。由此可以推知,今本《战国策》的文字并非说客原貌,可能经过后人修饰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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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部编年史书,古版本为13篇,现行本为2卷,系战国时魏国史官所撰。原名《纪年》,又称《古文纪年》或《汲冢纪年》。南朝梁沈约(441—513)附注。约有《沈约集》已著录。《晋书·束晢传》载:太康二年(281)汲郡(河南汲县)人盗发魏襄王墓(或云安釐王墓)得竹书数十车,皆蝌蚪字。经荀勖、束晢等人整理成书,完整的六十八篇,残缺者七篇,共七十五篇。其中有《纪年》十三篇,记黄帝以来至周隐王时编年史。自周幽王后接晋国,晋亡特记魏国。以夏正纪年,记事简短。记事起自黄帝(一说起自夏、殷、周),至周幽王为犬戎所灭,以晋事接之,三家分晋后,专述魏事,止于魏襄王二十年(前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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