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瑸(清代)

　　革新吏治

　　陈瑸初入仕途是任“素称难治”的福建古田县令。古田之难治，主要原因是蠹书蠹役太多，他们“盘踞衙门，最为民害”。

　　陈瑸所说的蠹书蠹役就是吏胥——一个特殊利益群体。所谓“吏”，即负责抄写的文秘，“胥”即捕快等跑腿办事的人员。过去有句俗话说“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官员都是三年一任（清代平均不足两年），吏胥却是历久而不换，甚至兄终弟及，父死子替。吏胥的职责是代替官员催征赋税、摊粮派款。这种事老实巴脚的“好人干不了”，只有社会上奸猾狡黠之徒才能胜任。他们聚集起来，“铁炼成群”，有权有势，又没有人能监督。就日夜谋划如何从百姓身上榨取更多的钱财。清朝初年，古田料理六房公务正式书办只有14名，朝廷按册发饷。后来这个群体自我膨胀，增至28名、56名。陈瑸上任时，古田吏胥竟然有158名之多。这种情况在全国极为普遍。王学泰在《吏胥之害》一文中说：“到了明清两代，吏胥成了衙门的主体，人数日增。”陈瑸在给上司的调查报告中写道：“差役下乡，分路搜索如捕大狱，宁不骚扰！况由乡至县、由县至省，儿啼妇哭，保无因饥寒困窘而颠踣于道路者乎？此其大害在民财、兼在民命。”“一正差俱带白役数人为爪牙，并轿夫随丁至十数人不等，通共有数百辈。分乡分路，四处骚扰，所过鸡豚一空”。（《古田县条陈八事》）一个外来的官面对这些长久盘踞衙门的吏，会有三种选择：其一，与之同污合流；其二，睁只眼闭只眼明哲保身；第三，站在他们的对立面。清人方俊颐说：“且有不肖守令，恃鹰犬为爪牙，倚虎狼为心旅（月），以遂其雉蚕食鲸吞之计，而济其婪脏黩货之贪”。这种情况为陈瑸所不齿。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也不符合陈瑸的志向和操守。如果亲眼看着百姓财命不保，儿啼妇哭，他所奉行的“儒家之学”就是假仁义，追求的“浮屠之行”就是假慈悲。他的所谓清廉自守、清贫节俭、束己利他的操守也就毫无价值。所以，陈瑸断然采取了第三种态度。

　　然而，裁汰冗员，改革人事制度，清除古田头号积弊，毕竟是天下第一等难事。他是如何顺利解决的？

　　值得佩服的是，陈瑸不光对百姓苦处“知之最真，言之倍痛”，而且有救民于水火的智慧和勇气。据历史记载，他举行了一场公开召聘吏胥的考试。“考验通晓文移及写字端楷者，留存七八十名，开造姓名年貌，都图住址，详请批夺存案，永绝后弊。余则尽数汰裁，令其归农当差”（陈瑸《古田县条陈八事》）。这种办法使水平差的差役和“白役”无理由反对，一个危害甚烈的暴力集团被和平解散，进入“正册”的吏胥则被置于严格的管束之中，多年的弊政得以消除，为其他的革新铺平了道路。

　　陈瑸能够改革成功，完成这一重大变革，很大程度上靠官员自身素质。陈瑸的成功有以下几种品质保证：一是志向。陈瑸自幼志向远大，“矢志不在温饱”，而要“志于道”、“志于仁”，“学儒者之学，行浮屠之行”。“儒者之学”的核心是仁爱，“浮屠之行”的根本是仁慈。志向的本质是“博施济众”。志向大，是要“济”更多的众人，志向远，是长远地“济”众。人们常说志向远大，是从空间和时间是说明为众人服务的广泛性和持续性。志向能够产生的勇气，为克服困难提供动力。二是操守：俗话说打铁须得自身硬。陈瑸“不纳一文、不通一贿，绝意逢迎、坚持直道”。“以天下为己任，温饱无求；其廉介本天成，影衾不愧”。就使自己产生了强大的道德力量。三是无私忘我的精神，陈瑸改革，没有丝毫自身利益的考虑，相反，是“瘦在己而肥在民”，这样无私便会无畏，有志便会有为。他解开古县的第一个死结，一系列的的难题随即迎刃而解，清积欠、清丁田、均差徭、建义学，盘活了古田政局。建立起人民安居乐业的良性发展的秩序。这样就消除戾气，布撒祥和之气。从康熙三十九年三月到康熙四十年九月，陈瑸用一年半时间，把积弊丛生的古田治理的井井有条。史书记载：“邑中五彩云现”。

　　陈瑸的廉政、勤政与善政赢得了百姓的爱戴。陈瑸调任台湾时，古田人民恋恋不舍。听说对陈瑸进行离职查验，清理粮库时因仓鼠糟蹋毁坏，仓榖储备斤两有所亏欠，古田百姓争携升斗，把粮食补足。这件小事不能平伏古田百姓的感恩之心，就准备给陈瑸立生祠，陈瑸听说后坚决反对，陈瑸走后，生祠还是建了，并且每年杀猪屠羊祷祀，成为传统。在以后岁月里，只要有古田人来雷州做生意，必先祭拜陈清端公祠。据陈瑸后人陈华德先生介绍，二百七十年后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古田后人又组织“福建恳亲团”来雷州，欲观瑸公祠，拜瑸公墓，代先人谢恩，而此时，清端公祠已倾圮欲倒，陈瑸公墓已被挖掘破坏，古田人大哭而去。

　　“海妖”作祟

　　清康熙年间，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百姓安居乐业，举国一派盛世繁荣的景象。

　　惟有台湾府频传奏章，禀告皇帝，称连年海妖登陆作祟，成群结队爬到农田里毁坏作物。因而农业普遍失收，贼匪四起，社会动荡，民生危殆。当地官建牢房，人满为患，继续增建监仓都不能解决问题。以至朝廷连换几任知县都未能见效。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秋，众文武大臣向康熙皇帝推荐广东雷州海康籍进士陈瑸（时任福建古田知县）到台湾继任知县，治理海岛，安抚民生。康熙皇即传旨陈瑸进京授职。其时陈瑸正回乡省亲，适逢母亲重病垂危，接到圣旨甚是为难：因为他不但是一个忠臣，更是一个孝子。自知抗旨要杀头，无奈只有孝心为上，冒死服侍老母亲半月后，见病情缓解才备行装辞母返京。

　　其时正值膏蟹大量上市季节。为了讨得皇上欢心，陈瑸织了一个竹篓，装满一大篓活鲜并涂满海泥的膏蟹，打点行装素裹匆匆赴京授命。

　　贡蟹为名

　　陈瑸入京城后，直往朝殿，二话不说，便将篓中活蟹解放开来，然后跪地面圣。众老臣面前，只见康熙皇帝故意大声呵斥道：“陈瑸，你知罪否？”但见平素沉着的陈瑸应道：“罪臣陈瑸在下，抗旨久违，迟迟未归朝廷，罪该万死。望皇上恕罪。”康熙继续责问：“你明知抗旨，延迟回朝是死罪，为何抗旨呢？！”。陈瑸指着门外横行的膏蟹，说道：“这些膏蟹是我从家乡带来的特产佳肴。普天下皇上为上，罪臣不敢独享，为保持鲜活，特地从雷州一路赶着这群畜牲上路，由于畜牲不听活，走得又慢，所以误了行程，肥美的膏蟹是专为孝敬皇上的贡品，请皇上用过膏蟹，再杀罪臣未迟”。康熙皇帝转过脸来：“唔，算你嘴乖巧，待朕吃了蟹再说。”其实康熙皇上也从群臣口中了解到陈瑸母亲重病之事，现今至关重要的是台湾社会安危的事情，正急需陈瑸这位贤臣赴任知县，只好免了他欺君之罪。

　　巧除鲎患

　　次日早朝，康熙皇帝下旨：“陈瑸，抗旨本应杀头，朕现念你一片忠心献君，一片孝心为母。公事为上，先留你察看，给你一个戴罪立功机会，立即赴台湾任职，降除海妖、平荡贼寇、稳定治安、恢复生产。”然后又对他说：“限你五年之内完成，自有重赏，否则两罪俱罚，就怪不得联手下无情。”陈瑸谢过皇恩后，深感此行凶多吉少、前途未卜。到了台湾岛，陈瑸带着随从马上前去当地民宅，找土著引导察看“海妖”情况，沿海边寻去，但见黑压压一片，横七竖八地爬行着数也数不清的甲壳动物，似千军万马般袭来，真是见着不寒而栗，但又似曾相识，待片刻定睛一看，“什么海妖”，陈瑸高兴得像顽童一样提起一只鲎，大笑起来，自言自语地说起雷州话：“一狗、二鲎、三海豆芽、四番豆。”真是乐不可支。他回首仰望北方，心绪万千：难怪皇上器重自己，免了欺君之罪，本臣坚信不用很久时间，定能将台湾府治理好。其实陈瑸胸有成竹。 

　　鲎在陈瑸的广东雷州半岛家乡可是海产佳肴，为什么却被误为“海妖”呢？原来当地土著本以为好吃之物，但对其肠肚屎尿不会处理，结果食之中毒，导致土著畏栗禁忌吃鲎，视为“海妖”。陈瑸高兴之余，便身先士卒地示范宰杀鲎技术，然后将鲎肉分块下锅煮熟，再用生姜、蒜米及糖醋打芡汁，让土著百姓醮着食。他们吃后，个个呱呱大叫好味道，这一招果然凑效。从此之后，沿海土著掀起抓鲎热潮，这些“海妖”成了他们的美味佳肴……陈瑸摸着脑后勺，呵呵地笑起来，然后自言自语一番：“宝岛台湾虽然土地肥沃，适宜各种农作物生长，但当地土著落后，不懂耕作。待日后从雷州半岛引来蕃薯及牛只帮助他们耕作，定能发展生产，安定社会，欣欣向荣。”

　　后来，据说陈瑸果然从雷州半岛引入牛只及蕃薯，并教当地土著开垦耕耘，养禽圈畜。几经艰辛努力，终于开拓出新局面。陈瑸在任台湾县知县期间，励精图治、社会生机勃勃。时间一晃五年过去，“海妖”已除，匪患灭迹，生产丰收，社会安稳。康熙皇帝自然龙颜大悦，嘉奖陈瑸的治理台湾功勋，至于陈瑸以往的“欺君之罪”早已被他抛到九重云霄之外。

　　勤政爱民

　　最后一点，陈瑸不仅勤政，而且善政。他往往能针对实情，采取得力举措。台湾刚从荷兰殖民主义者所手中夺回，当时经济、文化都很落后，社会文明度差，陈瑸根据实际情况，改革政治，革除弊端，注重“兴学广教”，大力发展文教事业，他还考校读生，教导治学做人的道理，在台湾“建学设塾”。经过一番努力，改变了社会风气，“民知礼让”，“骎骎乎海东邹鲁矣”（《续修台湾府志》中册），把台湾治理得井井有条，为台湾和福建等地，留下“海疆治行第一”的特殊政绩。

　　台湾贡献

　　陈瑸从政大部分时间是主持台湾事务，从台湾县令到台湾厦门兵备道，到福建巡抚、闽浙总督，层次步步升高，作为越来越大，影响也越来越广。他勤政爱民，善于协调各种关系，造就一个和谐的社会环境；他抓住发展经济这个关键环节，开发宝岛，育物富民；他以文化为先导，兴隆教化，倡导文明；他善于化解矛盾，遇事不惊，妥善处理突发事件，保持社会稳定。

　　陈瑸最大的贡献体现在对台湾的治理上。清廷收复台湾后，战乱始平，人心不稳，加上酷吏当政，急敛暴征，致民不聊生。陈瑸在《康熙五十四年十月疏》上描述当时官员腐败现象:“一人入仕途，于饮食、衣服、器，皆备极华侈。多所费必多所取,方面取之有司,有司取之小民,朘削无已。”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陈瑸调任台湾知县(当时台湾未建省)，他体察民情、清廉正直、爱民如子，常以“取一钱与取百万金无异”为戒，深受百姓拥戴。在治台策略上，“一禁加耗以苏民困，一禁酷刑以重民命，一禁馈送以肃官箴，一粜积谷以济民食，一置社仓以从民便，一崇节俭以惜民财，一先起运以清钱粮，一饬武备以实营伍，一隆书院以兴文教”。同时对高山族等少数民族实行优抚政策，“革官庄，除酷吏，恤番民……”。几年后，台湾政局渐趋稳定。国相李光地奇其政绩，交章保奏，康熙亦奇之，提升陈瑸为四川学政。离任时，百姓万人夹道，挥泪道别，频呼“青天”。不久后，台湾又发生民变，官兵久战不能平。福建巡抚张百行奏请康熙：“为四川学政觅人易，为台湾道得人难。”于是，清廷补授陈瑸为台湾厦门兵备道，率兵回台。消息传来后，台湾百姓奔走相告，不费朝廷一兵一卒，民变自平。

　　福建边防

　　寻调抚福建，上谕廷臣曰："朕见瑸，察其举止言论，实为清官。瑸生长海滨，非世家大族，无门生故旧，而天下皆称其清。非有实行，岂能如此？国家得此等人，实为祥瑞。宜加优异，以厉清操。"陛辞，上问："福建有加耗否？"瑸奏："台湾三县无之。"上曰："火耗尽禁，州县无以办公，恐别生弊端。"又曰："清官诚善，惟以清而不刻为尚。"瑸为治，举大纲，不尚烦苛。修建考亭书院及建阳、尤溪朱子祠，疏请御书榜额，并允之。复疏言："防海贼与山贼异，山贼啸聚有所，而海贼则出没靡常。台湾、金、厦防海贼，又与沿海边境不同，沿海边境患在突犯内境，而台、厦患在剽掠海中。欲防台、厦海贼，当令提标及台、澎水师定期会哨，以交旗为验。商船出海，令台、厦两汛拨哨船护送。又令商船连环具结，遇贼首尾相救，不救以通同行劫论罪。"下部议，以为繁琐，上韪其言，命九卿再议，允行。

　　是年冬，兼摄闽浙总督。奉命巡海，自赍行粮，屏绝供亿。捐谷应交巡抚公费，奏请充饷。上曰："督抚有以公费请充饷者，朕皆未之允。盖恐准令充饷，即同正项钱粮，不肖者又於此外婪取，重为民累。"令瑸遇本省需款拨用。瑸又请以司库馀平赏赉兵役，命遵前旨。广东雷州东洋塘堤岸，海潮冲激，侵损民田，瑸奏请修筑，即移所贮公项及俸钱助工费。堤岸自是永固，乡人蒙其利。五十七年，以病乞休，诏慰留之。未几，卒於官。遗疏以所贮公项馀银一万三千有奇充西师之费。

　　命以一万佐饷，馀给其子为葬具。寻谕大学士曰："陈瑸居官甚优，操守极清，朕所罕见，恐古人中亦不多得也。"追授礼部尚书，廕一子入监读书，谥清端。

　　陈瑸(1656-1718年)，字文焕，雷州市附城南田村人， 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举进士，翰林院编修，历任福建古田、台湾知县、湖南巡抚、福建巡抚、闽浙总督等职。一生清正廉洁，勤政爱民，康熙皇帝称之为“清廉中之卓绝者”，与于成龙、施世纶等同为当朝名臣，跟海瑞、丘浚合称岭南三大清官。

　　陈瑸一到台湾，立即深入民间，明查暗访，把前任无辜扣押之300囚犯，释放回家。知府不同意他的见解，上书揭参。皇帝听说所释放之囚乃造反之辈，派钦差到台查办。点犯之日不缺一个。钦差大惑不解，后经仔细讯问，才知这些犯人乃自觉回监听点，表明陈瑸平反冤狱做得对，知府揭参错了。

　　康熙四十八年（1709），陈瑸充当会试分校，旋任四川提学道。翌年，台湾再次发生民变，福建巡抚张伯行向朝廷推荐陈瑸当台厦道。他在奏章里特别强调“为四川省找一学政容易，为台厦道物色一个适当人选难”。康熙同意张巡抚的看法，下旨任用陈瑸为台湾厦门道。陈瑸在台5年，革陋规，禁酷刑，恤番民，重教化，施政得体，民心向化，动荡的局面安定下来。康熙五十三年（1714）的春季，陈瑸被提拔为湖南巡抚。同年，北上京都谒见。康熙称赞他是一个“苦行头陀”，并说，我昨天召见了陈瑸，仔细观察他的言行，的确是个清官。他原是一个沿海务农之人，既不是什么世家大族，又没有门生故吏，而天下人都称赞他清廉，如果没有实际行动，哪能得到这么崇高的声誉呢?他有才能办大事，国家有这样的官吏，实在是天下的大好事，应该从优表扬，为清廉者作鼓励。同年十二月，陈瑸调任福建巡抚。康熙五十五年，闽浙总督满保入朝皇帝，陈兼署闽浙总督。

　　其时，雷州城之东，洋田万顷，堤岸逼近大海，咸潮年年冲击，渐多崩毁。陈虽远处福建，却时刻关心家乡人民的生命财产。他奏请皇帝饬令广东拨给专款修筑雷州东西洋堤围。他担心上面拨下的公款5300余两不够费用，便于康熙五十七年（1718）把自己俭积下的俸银5000两，送到海康，协助修堤。康熙五十七年十月，陈瑸病逝。皇帝下旨追授他礼部尚书，赐祭葬，谥清端。

　　陈瑸自踏上仕途至贵为巡抚，二十余年孑身在外，持政办事亲力亲为，平日节衣缩食，“官厨惟进瓜蔬”，俸禄都用在民生疾苦上。公元1714年冬，陈瑸调任福建巡抚入朝面圣，次日，康熙对群臣说：“朕昨日召见陈瑸，细察其举动言行，确系清官。以海滨务农之人，非世家大族，又无门生旧故，而天下之人，莫不知其清，非有实行，岂能如此！国家得此等人，实为祥瑞。”陈瑸任台湾道期间，“未尝延幕僚，案牍胥自任，仆从一、二人”(台湾苏瑛《陈瑸公传》)。机构虽精简，办事效率反而提高，将节省下来的衙门公费三万余两全部用来营造炮台，加强台湾海防。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十月，陈瑸卒于闽浙总督任上，临终时又疏请以任内所应得廉俸一万三千四百余两上交国库。陈瑸病逝后，清廷笃念贤劳，追授礼部尚书、赐国葬、谥清端等(清一代获清端者仅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