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人共游周家墓柏下 诸人共游周家墓柏下

　　公元406年（义熙二年）诗人归田以后，同几位友人共游周家墓柏下，在路上看到诸多事物，又联想到了自己退隐之后的境况，于是写下了这首诗。

　　这首诗就内容看，当是陶渊明归田以后的作品。篇幅简短，内容平凡，但却博得很多人的赞赏，当有其不平凡的所在。说平凡，如写在某一天气候很好的日子里，和一些朋友结伴出游，就地开颜欢饮，或唱“清歌”，或吹管乐和弹奏弦乐以助兴。这都是很普通的活动，诗所用的语言也很普通。说不平凡，因为所游是在人家墓地的柏树下，要“为欢”偏又选择这种容易引人伤感的地方。在引人伤感的地方能够“为欢”的人，不是极端麻木不仁的庸夫俗子，应该就是胸怀极端了悟超脱，能勘破俗谛，消除对于死亡的畏惧的高人。渊明并不麻木，他明显地“感彼柏下人”死后长埋地下所显示的人生短促与空虚；并且又从当日时事的变化，从自身的生活或生命的维持看，都有“未知明日事”之感。在这种情况下，还能“为欢”；还能做到“余襟良已殚”，即能做到胸中郁积尽消，欢情畅竭，当然有其高出于人的不平凡的了悟与超脱。以论对于生死问题的了悟与超脱，在渊明的诗文中，随处可见，如《连雨独饮》：“运生会归尽，终古谓之然。”《五月中和戴主簿》：“既来孰不去，人理固有终。”《神释》：“老少同一死，贤愚无复数。”“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挽歌诗》：“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归去来兮辞》：“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这是一种自然运化观、朴素生死观，比起当时“服食求神仙”、追求“神不灭”的士大夫，不知高出多少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