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曾静：旨意问你书内云“《春秋》大义，未经先儒讲讨，有明三百年，无一人深悉其故。幸得东海夫子秉持撑柱”等语。孔子成《春秋》，原为君臣父子之大伦，扶植纲常，辨定名分。故曰：“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
今曾静以乱臣贼子之心，托《春秋》以为说，与孔子经文判然相背，无怪乎明三百年无一人能解。不但元、明之人，即汉、唐、宋以来之儒，亦无人能解也。惟逆贼吕留良凶悖成性，悍然无忌，与曾静同一乱贼之性，同一乱贼之见，所以其解略同耳。曾静之恶逆大罪，肆诋朕躬，已为自古乱臣贼子所罕见。而吕留良张狂吠，获罪于圣祖，其罪万死莫赎，宜曾静之服膺倾倒，以为千古卓识。可问曾静，吕留良所说《春秋》大义，如何昭然大白于天下？吕留良是域中第一义人，还是域中第一叛逆之人？着他据实供来。
【译文】
问曾静：圣上问你，书信里有“《春秋》大义，没有经过前辈大儒解释研究，明代三百年间没有一个人能清楚它的内涵，幸亏有东海夫子一柱撑天，了解大意”等说法。孔子写《春秋》，本来是为了讲明君臣、父子的伦理关系，巩固三纲五常，确定名分，所以说：“孔子写成《春秋》，乱臣贼子就害怕了。”
现在曾静有乱臣贼子的心肠，借《春秋》来为自己辩解，和孔子经文大义截然相反，背经离道，也难怪明朝三百年间没有一个人能解释清。不仅是元、明朝的人，即使是汉、唐、宋以来的儒生，也没有人能够研究透。只有逆贼吕留良凶恶悖乱成性，悍然放肆，和曾静具有着同样的乱贼心性，所以他们的见解就大致相同。曾静大逆不道，恶毒攻击朕躬，已经是自古以来乱臣贼子中罕见的。而吕留良嚣张狂吠，对圣祖犯下了滔天大罪，万死也不能赎去他的罪过。吕留良却令曾静佩服，听从得五体投地，认为是千古以来远见卓识。可以问曾静：吕留良所说的《春秋》大义，怎么才能明确地告知天下的人们？吕留良是天下第一讲道义之人，还是天下第一逆叛之贼？让他从实供来。
曾静供：弥天重犯僻处山谷，离城甚远，左右邻里，无读书士子，良师益友就正，因应试州城，得见吕留良所本朝程墨，及大小题，房书诸评。见其论题理，根本传注，文法规矩先进大家，遂据僻性服膺，妄以为此人是本朝第一等人物，举凡一切言议，皆当以他为宗。其实当时并未曾晓得他的为人行事何如。而中国有论管仲九合一匡处，他人皆以为仁，只在不用兵车，而吕评大意，独谓仁在尊攘。弥天重犯遂类推一部《春秋》也只是尊周攘夷，却不知《论语》所云“攘”者止指楚国而言，谓僭王左衽，不知大伦，不习文教，而春秋所摈，亦指吴楚僭王，非以其地远而摈之也。若以地而论，则陈良不得为豪杰，周子不得承道统，律以《春秋》之义，亦将摈之乎。况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其说载于《孟子》，更大昭著者也。由是看来，在当时吕留良固为背谬之极，而弥天重犯信而宗之，尤为失之千里矣。但吕留良议论弥天重犯所见者止此。其余文字著作，并不曾见过。惟到雍正五年，有学徒张熙，到浙江购书，到吕家传得吕留良题《如此江山图》及《钱墓松歌》诗。彼时闻之，不觉惊异，不敢信以为然，随复得谣言，叠叠惑乱，遂疑他的话是实，且妄悔当身大义之不能早闻。今奉旨将吕留良家藏旧作日记纂一本、诗集一本、日记草本四束、抄本文集四本、散诗稿一束赐看。其中不惟错看《春秋》，罪与弥天重犯同。且竟有讥诋圣祖皇帝处。
圣祖皇帝在位六十余年，深仁厚泽，遍及薄海，即弥天重犯生长山僻，犹知感佩，况吕留良身居浙江大地，列名胶痒，食毛践土，亦已数十余年，如何丧心病狂，竟至如此。弥天重犯从前不知，姿以《春秋》之义说，虽出于吕氏，旨实发于孔子，不得不信。今日解出孔子不是如此说，又深知本朝得统之正，全是天与人归，历圣相承，无不道隆德备。而吕留良所云，如此到今，实实见得他是凶悖成性，悍然无忌，张狂吠，得罪圣祖，万死莫赎，诚为盛朝叛逆之罪魁。而弥天重犯山鄙无知，坐昧当身大义，姿信而附和之，万死亦不足以当其罪。今虽深痛无知而误信，切恨吕说之害人。俱嗟无及矣，更有何说。但吕留良之说行世日久，如弥天重犯之为其蛊惑者，谅复不少，今幸得因弥天重犯败露，莫非历圣德隆，皇天笃佑我朝，故水落石出，一至于此，此岂人力之所能与？弥天重犯今虽陷法网，由此而天下之人共知其叛逆，不为彼说所惑，弥天重犯死所甘心矣。
【译文】
曾静供：犯了弥天大罪的我住在偏僻的山里，离城镇很远，左邻右舍，没有读书人和良好的老师、朋友来纠正我的错误。因为到州城参加科举考试，得以见到吕留良所评选的本朝科举试卷和八股文格式等评论，看到他论述分析试题的涵义和注释试卷的文法程式十分严谨，很有前辈大家的气派，就从我的怪脾气开始佩服他，错误地认为这个人是本朝第一流的人才，所有一切的言论观点，都应当把他作为亲师。其实当时并不知道他的为人处事怎样，书中有一段证述管仲九次朕合诸侯结盟尊王的事迹，别的人都认为是仁义之举，因为没有使用军队打仗，但吕留良却评论，认为仁在尊重周朝王室，排斥夷狄。犯了弥天大罪的我是依次类推一部《春秋》，都是写尊周攘夷。却不知道《论语》所说的“攘”的意思，仅仅指楚国而言，因为楚国自称为王，不知道君臣伦理，不推行政教文明。而《春秋》所抨击的，也指的吴楚二国自称为王，不尊周王，不是因为他们的地理位置远而抨击他们。
如果按地理位置说，那么楚国的陈良不能算英雄豪杰，宋朝的周敦颐不能继承儒家的道统。如果按照《春秋》大义，也要摈弃他们吗？何况舜是东夷的人，周文王是西夷的人，这种说法记载在《孟子》里，更能清楚地说明这个道理了。由此看来，在那时吕留良固然是荒谬之极，而犯了弥天大罪的我信奉他，推崇他，就更加荒谬千里了。但吕留良的观点，犯了弥天大罪的我所见到的只有这些，其它的文章作品，我都没有见过。直是到了雍正五年，有一个叫张熙的学生到浙江买书，到吕留良家传抄到他题的《如此江山图》和《钱墓松歌》的诗。我那时看到后，不由得吃惊，不敢相信这是正确的，随后又听到了许许多多的谣言，于是就疑心他的话是真实的，而且后悔这等立身大道未能早些知晓。现在奉旨将吕留良家里藏的旧作日记纂一本、诗集一本、日记草本四捆、抄本文集四本、散诗稿一捆，赐给我看。这里面不仅错误解释《春秋》和犯下弥天大罪的我认识相同，而且竟然有讽讥诋毁圣祖皇帝的地方。
圣祖皇帝在位六十多年、仁慈敦厚，恩义施遍天下，即使像犯了弥天大罪的我生长在穷山僻岭中，还知道感激敬佩，何况吕留良家住浙江文明发达的地方，身为儒学秀才，享受皇恩生活也已经几十年了，为何如此丧心病狂到这个地步！犯了弥天大罪的我以前不知道，错误地认为《春秋》大义的观点虽然是吕氏提出的，而其思想实际是孔子阐发的，不能不相信它。今日明白了孔子不是这样的观点，又深深了解到本朝得到天下如此纯正，全由上天降福、百姓归附而得，历代圣上一脉相承，没有不是德高望重的。而吕留良所说的这些话，到现在实实在在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凶顽成性，悍然放肆，嚣张疯狂，对圣祖犯了万死难赎的大罪，实在是本朝叛逆中的罪魁祸首。但犯了弥天大罪的我这个山区中粗鄙无知的人，糊涂得违背了立身大义，一味相信去附和他的谬误，真是死一万次也不能抵消我的罪过。现在虽然深切痛恨自己无知而轻信异见，而更切齿痛恨吕氏说法害人至深。后悔嗟叹都来不及，哪里还有什么可说的？但是吕留良的邪说，在世上流传时间很长了，像我这样被毒害的人，想来一定不少。现在值得庆幸的是因为犯了弥天大罪的我罪行暴露，莫非是历代圣上德高道隆，上天保佑我朝，所以水落石出，真相大白，一下到了这个地步。这岂是人的力量所能做到的？犯了弥天大罪的我现在虽然身陷法网之中，也因此使天下的人都知道吕留良的叛逆，不为他的邪说所迷惑，犯了弥天大罪的我死了也甘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