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离间和挑拨，使岳钟琪惶恐万状，自以为雍正对他拥兵自重而有所怀疑，使他终日惶惶不安，如履薄冰。恰巧，他接到张熙投书的前三个月，成都人卢宗汉在大街呼喊：“岳公爷带领川陕兵马，想要造反！”
并呼唤民众起来，“从岳公爷造反，西城门外开有黑店，要杀人”
这个灭门诛族的举动，犹如晴天轰雷，使岳大为恼火，当即命提督黄庭桂将卢宗汉捉拿归案，被当作疯子砍了头。岳钟琪的确是雍正的忠臣，他知道皇上对他恩重如山，即使效犬马之劳也难报恩于万一，更何况不是雍正的对手。故而将卢宗汉迅速处死，尔后才正式上奏朝廷称：“卑职不敢檄讯，不敢隐匿”。并引咎辞职，表明他对雍正帝的忠心耿耿。可雍正知道后，非但不加责怪，反而大加安慰，说这是蔡、程如丝等鬼魅之所为。并说：“多年来，曾在朕前密参的谤书有一箧之多，可朕从无理它”。要岳钟琪继续供职，不要理会那些佞言邪说，要他“愈加鼓励精神，协赞朕躬，利益社稷苍生，措天下于泰山之安，理大清于磐石之固，造无穷之福以遗子孙也！”
雍正帝知人善用，提拔岳钟琪出任这个要职，有他一番周密的考虑，岳钟琪虽是汉族人，但有多年的封疆大吏资历，屡建大功，经验丰富，是难得的人选。原任川陕总督的年羹尧擅权自专，作威作福，勾结朋党，贪污受贿，克扣军粮，累计达数百万之巨，已达到威胁皇权的地步。于是雍正借机，将年羹尧集团一网打尽，赐死年羹尧，便将岳钟琪推向这个高位。雍正对岳钟琪没有任何怀疑，信任和依赖仍如当初。但岳钟琪与皇上帝的关系不协调的舆论却在民间广为流传。四川、湖南民间传说，岳总督非常尽忠爱民，曾上奏谏本，说些不知忌讳的话，劝皇上修德行仁，皇上非常怀疑他，怕他威重权高，对朝廷形成威胁，屡次召他进京，要削夺他的兵权，并传说要杀掉他。那岳总督非常害怕，连召几次，他都不敢进京。皇上见他死守任上，不肯进京，越发对他疑忌。因他是大学士朱轼保举推荐的人，令朱轼召他才进京。皇上就派朱轼来陕西召他，不得已才同朱轼一同进京陛见，并向皇上奏说用人莫疑，疑人莫用等语。皇上听到这个谏议，也就不忌前嫌，仍派他回陕西继续任职，但要求有人保他他才肯去。皇上问朱轼，朱轼不愿再保；又问九卿大臣，九卿大臣也不敢保；皇上就亲自保他去了。岳钟琪出京门才四天，朝中就有一大臣向皇上奏了一本，说朱轼不保他，是和他暗结私党，里应外合预谋造反，等到朱轼到他任上保他，他才消除疑虑，欣然进京。这足可证明他同朱轼是同党合谋，今日回陕西，本来朱轼是原保举人，照理应该去保他，可是他推却不保了，这是朱轼脱身之计。皇上十分后悔，对他疑忌更深，马上派遣一个叫吴荆山的朝廷官员前去追赶，让他赶快回京，他不从命。这朝官吴荆山没有办法，就在路上自刎了。这总督回到任所之后，随即上了一道本章，说皇上很多不是之处。可见岳钟琪是朝野瞩目的人物，朝中有人因他是兵权在握的汉族重臣而忌防他；百姓则又认为他是忠义爱民而又反对雍正暴政的岳飞后裔，把反清复仇的希望寄托于他。使岳钟琪成为政治斗争和民族矛盾的试金石。二今见南海无主游民夏靓遣徒张倬上书“天吏元帅”岳钟琪，书信内容有“皆诋毁天朝，言极悖乱，且谓系宋武穆王岳飞后裔，今握重兵，居要地，当乘机反叛，为宋明复仇”等语，加上前因后果，使岳钟琪像骨鲠在喉，欲吐不能，暴怒之极，决定亲自提审张倬审讯，对投书人张倬施以重刑严加逼供，把张倬打得皮开肉绽，几次昏迷过去。但张倬誓不招供，宁愿“舍身可以取义”，尊从恩师所嘱“只去献议，不必告以姓名里居”的嘱托，只说他们的势力范围很广，湖广、江西、云南、贵州等省，这些地方民众反清情绪高涨，可以一呼百应群起反清。结果一无所获。岳钟琪怕事涉嫌疑，随即密奏皇上，恳请雍正批准“将张倬解送到京”，交朝廷审讯此案。雍正接到奏折，反应却沉着镇静，声称“世上竟有如此可笑之事，如此可恨之人”。同时奉劝岳钟琪要秘密审讯，用刑太过酷狠了，“料理急些了，当缓缓设法诱之”。他在大臣田文镜的奏折上批复道，“遇此种怪物，不得不有一番出奇料理”的手段，方能使悖逆之人就范。岳钟琪忠实地照雍正的谕旨办了，想出一套巧计诱供的计策，同时为撇开清廷猜忌，岳钟琪请出一位满州大员陕西巡抚西琳陪同审讯。在提审张倬时，张倬被绳捆索绑押进审讯庭堂，西琳暗躲在屏风后窥探审讯情景，岳钟琪一改过去怒斥责骂态度，笑容可掬地亲自为张倬解下绳索，并让坐捧茶以礼奉侍，大加夸奖张倬是位英雄好汉，难得的仁人志士。岳钟琪流着眼泪诚恳地对张倬说：“我岳某早有谋事反清意图，只为处境艰难，不得已对志士动用刑讯，以图掩人耳目，看你是真是假，不想兄弟真男子大丈夫，使兄弟受委屈了，请你体谅。”说着热泪横流，伪为发誓结为盟友，共讨满清，光复汉室。九月二十九日，岳钟琪导演的假戏成真。二人在秘室，照例又拉一位满州大员秘隐屏风之后以窃虚实，二人焚香对天跪拜，叩头泣血，结为金兰之交，风雨同舟，患难与共，共举义旗，迎聘曾静为师，决心为推翻满清为己任，这样骗取了张倬的信任上了圈套。这个张倬是个山村未见过市面的读书人，便信以为真。在封建社会里，一经发誓，结为金兰，要比亲兄弟更加信得过，要同心同德，共赴患难，同享富贵，若有违誓，要遭五雷轰击的报应。张倬于是将他恩师和平时与恩师交往密切而又诋毁清朝最严重人的姓名住址，一一告诉了岳钟琪。雍正对岳钟琪的做法甚为满意，用朱批道：“览虚实不禁泪流满面，卿此一心，天祖鉴之。……朕与卿君臣之情，乃无量劫之善缘同会，自乘愿力而来，协朕为国家养生者，岂泛泛之可比拟，朕实嘉悦之至。”
激动得泪流满面说：“岳钟琪实朕股肱心膂之大臣。”
“惟知有国，不知有身。”
雍正对岳钟琪大加奖励，使岳钟琪“感泣悚惶，惊喜交迫”，为查明此案作了精神力量的基石。这个投书策反人的真实姓名叫张熙，字敬卿，张倬是化名。他的老师叫曾静，夏靓是化名，湖南郴州永兴人，他出身于“家事单寒”的家庭，因应试屡次落第，中年放弃举业，以教书授徒糊口，自称“蒲谭先生”。他收张熙、廖易两个得意徒弟在家，住房不宽绰。他先有同居的兄、嫂，后来兄嫂夫妻反目，嫂子改嫁。张熙、廖易家事也很贫寒。岳钟琪审讯张熙为何谋反，张说：“百姓贫穷，只为救民起见”。曾静看到土地高度集中，财富占有不平等，从他们自身经历中深有体会，曾静著书说：“土地尽为富室所收，富者日富，贫者日贫”，所以具有浓厚的民族意识和政治见解，认为只有铲除满清统治，贫寒百姓才有出头之日。他根据社会传言和自己的分析，认为岳钟琪最有能力实现他的反清复明目的。雍正六年五月，曾静派遣张熙和他的堂叔张勘同行，张熙当出家产作路费，携带给岳钟琪的策反信和《生员应诏书》赴陕投书，一路晓行夜宿，风尘仆仆途经贵州到四川，听四川人讲岳钟琪已回驻西安，便由四川追踪到陕西。九月十三日到了西安，打听岳钟琪是当今皇上重用的封疆大臣，皇上非常宠爱他，所谓北京雍正皇帝三召不赴京之说，纯系编造的谣传。二人听后，心灰意冷，那同路人张勘更为惊慌，吓破了胆，便偷偷地扔下张熙，只身逃回家了。张熙投书意志坚决，心想当了家产做路费，千里迢迢专为投书而来，决不虚此一行，于是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向岳钟琪投书。雍正帝自登基以来，常处于如履薄冰的险境，所以他采取铁血手腕，凡是危及皇位的人，无不在他面前倒下。几年来他处心积虑地分化瓦解了允集团；打击了允、允争夺皇位的势力；严加惩处隆科多结党联盟企图篡权的诸文武大臣。其诛连之广，处置之惨，堪称是清代“铁血皇帝”。雍正帝不仅是宫廷政变的高手，而对驭驾重臣也有新的创造。他为稳定西北，不让边陲要地出纰漏，不惜以君王身份向岳钟琪封官许愿，发誓赌咒。使岳感恩备至，以更大精力防守边陲，同时去查办这宗天字号谋反案。雍正帝早已觉察到，张熙投书谋反案，绝不是孤立偶然现象。特别是供出已撒手人寰四十五年的反清祖宗理学大师吕留良。张熙供称吕留良是我辈同志之人素所宗者”。曾静于雍正五年（年）曾派张熙去浙江购书，专门到吕留良后裔家坊求遗著手稿，吕留良的儿子将乃父遗稿交给张熙，其中有《备忘录》、《吕子文集》。曾静看到这些书稿，“始而怪，既而疑，继而信”。对吕留良佩服得五体投地，认为吕留良完全有资格作皇帝，反清思想更为浓厚。当曾静派张熙投书时，行李中尚有抄录吕留良的诗文手册。曾静、张熙同吕留良的高足徒弟严鸿逵交往极其密切，由反清思想变为反清行动。三雍正帝不仅察觉此案非偶然现象。而更深层次追究，其背景也非同小可。如那曾静、张熙深居穷乡僻壤，怎能知道宫廷中发生的错综复杂细节，怎能指责他犯有十大罪状呢？雍正帝分析，这些谋反言行的来源有两个方面：“盖其分别华夷中外之见，则蔽锢陷溺于吕留良不臣之说；而其谤及朕躬者，则阿其那（允）、塞思黑（允）、允、允之逆党奸徒，造作蜚语，布散传播，而伊误信以为实之所致。”
雍正将被打倒在地的同父异母皇八子允改名为阿其那，皇九子允改为名为塞思黑。阿其那满语为狗，塞思黑满语是猪，可见雍正为争夺皇位，不惜将其同父异母兄弟当做狗猪对待，其性格刻薄枭乖可见一斑。曾静供称：他的“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伦”
的反清排满言论来源于吕留良的《吕晚村文集》，他供称：“皇帝合是吾学中儒者做，不该把世路上英雄做。周末局变，在位多不知学，尽是世路上英雄，甚者老奸巨猾，即谚所谓光棍也。若论正位，春秋时皇帝该孔子做；战国时皇帝该孟子做；秦以后皇帝该程、朱做。明季皇帝该吕留良做。如今却被豪强占据去了。”
“妄以此人是本朝第一等人物，举凡一切言议，皆当以他为宗。”
“于是中留良之毒深，所以不察其非，而狂悖发论至此。”
雍正明白了曾静等人的反清源于吕留良及其著作，认识到思想犯更比现行犯危险得多。那曾静见势却来个将计就计，顺水推舟，将全部反清思想和现行反清行动都推到受吕留良的蛊惑和影响。于是，雍正将曾静谋反和吕留良文字犯连结起来，精心将张熙投书和吕留良的著作摘录成条，分编整理，审讯时公开提问，要曾静、张熙等老实交待，重新认识，自我批判。尽管吕留良已死去四十余年，继承乃父衣钵的吕葆中也已魂归西天，也难逃口诛笔伐和刨棺戮尸的厄运。吕留良（公元—年），字用晦，号晚村，浙江石门人，明末清初著名理学家和思想家。少年时博览群书即有文名，十二岁时在家乡结文社。明亡后曾散家财，企图反清复明。清顺治十七年，参加科考，中秀才。此后连续参加科举考试，均名落孙山，始悔心迹相违，苦闷已极，后与同乡学者黄宗羲、黄宗炎结识，使他反清思想更为坚定。他决心不参加清朝科考，不做清廷官吏，更不与官场来往。隐逸山村，以“天盖楼”为名，评选时文，闭门著书授徒。康熙五年（公元年），他根据读书士子要求，选评历代八股文要义，辑评注释，成书为《时文评选》，刊刻发行后，流行极广，远近闻名，前往求教的士子络绎不绝，被誉为“东海夫子”。在学界产生较大影响。康熙十八年，浙省官员推荐他参加博学鸿词科考试，被他拒绝，次年地方官员又以“山林隐逸”荐举他，他坚辞不赴，吐血满地，索性削发出家当和尚去了，起法名为耐可，字不昧，号何求老人。他在《耦耕诗》写道：“谁教失脚下渔矶，心迹年年处处违。”
“八年倦容违心做，九日黄花满意开。”
表现他誓不仕清，蔑视现政的民族气节。吕留良于康熙二十二年病死，终年五十五岁，其后人将其诗文汇编刊刻，成书有《吕晚村诗集》、《吕晚村先生文集》、《惭书》、《四书讲义》、《论文汇钞》、《八家古文精选》及评选的明文和清人时文等。吕留良的基本理论是华夷之辨，大于君臣之伦”。反对尊君卑臣，反对官重民轻，反对清朝满族统治。这些基本理论同清朝统治者要求大相径庭，故而遭到雍正帝的怒斥呵责。雍正说，吕留良写的文章和日记，全是叛逆的词句，凡是做臣子的，都会不忍看，不忍读，更不忍写出来。因而雍正对吕留良的反清思想和曾静的谋反案，逐章摘句的进行口诛笔伐，以求达到消除反清排满思想。与此同时，雍正不失时机地穷打猛追允集团的残余势力。他清楚知道允集团党羽，还在各地兴风作浪，窥探时机，以求反扑，绝不能掉以轻心，因而他集中力量追查雍正失德等十大罪状的具体情节及其来源。关于雍正继位制造的种种议论，曾静供称：圣祖皇帝原传十四阿哥允天下，皇上（指雍正）将“十”字改为“于”字而篡了位；又d圣祖在畅春园病重，皇上给圣祖端碗人参汤，圣祖喝了后便驾崩了。”
关于逼母，说是雍正逼太后在铁柱上撞死，雍正听后说：“但不料其诬蔑诋毁、怪诞奇特至于此极，亦并不料曾静、张熙辈遂信以为实，而便生背叛之心也。”
人言可畏，直接关系他这个皇帝宝座是否能坐的大问题，因而他决心清除心腹隐患，不惜以万乘之尊同犯人逐条辩论。“你是怎么知道的？”“何以听闻？”“朕若有此事，皇天在上可以证之，”等等发咒和质讯，确实惹怒了雍正。据审讯曾静时，供称：他是听安仁县生员何立忠和永兴县医生陈象侯说的”，何、陈供称是听茶陵州看风水先生陈帝锡说的。经多次审讯陈帝锡，陈帝锡记不清楚了，便含糊其词说：“他是在衡州路上，碰见四个穿马褂、说官话，像是旗人的大汉子，说岳老爷上了谏本，不知避讳，皇上大怒。”
但后来“皇上并未定他的罪，反加封他的官。”
雍正要的他失德口供，所问非所答。经过反复审讯，辗转查访，顺藤摸瓜，查出是被判罪流放的允、允的得力太监和党羽达色、蔡登科、马守柱、耿桑格、耿六格、吴守义、霍成等人说的话扩散出去的，这些被诛连的宫中太监，心怀不满，从北京发配到广西充军，“沿途称冤，逢人讪谤”。肆无忌惮地攻击谩骂雍正，凡过村店城市，高声呼招：“你们都来听皇帝的新闻，我们已受冤屈，要向你们告诉，好等你们向人传说。”“只好问我们的罪，岂能封我们的口。”
同时又查出以前发配东北三姓地方的允集团亲信党羽，同样“肆行诬捏，到处传播流言，欲以摇惑人心，泄其私忿。”
雍正紧紧抓着发配远境的允集团残余势力散布流言不放，列出这些犯人的言行，同曾静谋反、吕留良文字狱结在一起，为彻底肃清允集团势力找到借口。凡查出散布流言而中伤当今皇上的允集团残余分子，罪加一等，重新加罪处置，这些人的下场之悲，清史资料中虽未记载，但可想而知。四这桩由雍正帝亲自领导并由他亲自审讯的清朝最大文字狱案，从雍正六年开始立案追查，直到雍正十年方告结案。而最后的处置，却一反历代皇帝处置钦犯的常例。雍正下令免罪释放曾静、张熙等谋反犯，让他们戴罪立功，到各地现身说法，清除流毒；政治思想犯吕留良被锉尸枭首。他的长子吕葆中、学生严鸿逵被刨棺戮尸，枭首示众。其他受诛连的依律处斩、杖毙、缘坐和发配等严刑惩处。对于雍正的“出奇料理”，九卿大臣大为不满，纷纷上书要求将曾静、张熙等谋反人凌迟处死，即是碎尸万段也不足平臣民之愤。雍正帝力排众议，他认为若不是张熙自投罗网，曾静等供出许多散布流言蜚语惑众造反的人和诽谤皇上的奸人恶党，如何能暴露无遗？“朕深居皇宫何以能知道，何以能去一一查清，又何以能使天下臣民得知朕继位之正。”
这样去看问题处理问题，那曾静、张熙等人还是有功劳的，故而皇上不究其往，不究其罪，决定予以无罪释放，使其改过从新。并说：“以后不要再向朕上奏此处置曾事，即是上本奏章，朕也不再看了。”
非但如此，雍正还降谕子孙后代：“朕之子孙将来亦不得以其诋毁朕躬而追求诛戮。”
同时，雍正帝编纂刊刻这桩最大文字狱案的全部谕旨、审讯、口供秘密记录，后附曾静的认罪书《归仁说》，书名为《大义觉迷录》，发行全国各府州县以及“远乡僻壤，让读书士子及乡曲小民共知”。“要每学宫各贮一册”，永久存档，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倘有未见此书，未闻朕旨者，经朕随时查出，定将该省学政及该县教官从重治罪”，“要使远近寡识之士子不至溺于邪说”。可见《大义觉迷录》是雍正帝的力作，具有非常特色的旷世大著，因为它能使人人都“觉迷”起来，紧跟雍正走。曾静、张熙被释放后，安排在湖南观风整俗使处，以便随叫随到听候遣使，地方官员和平民百姓，不能蔑视讥讽。之后，曾静、张熙携带《大义觉迷录》，到各地向民众现身说法，宣讲《大义觉迷录》。由此可知《大义觉迷录》刊刻数量之多，普及发行之广达到雍正年间最高水平。雍正对吕留良文字思想犯处置与曾静谋反案却大相径庭。其诛连数之多，刑惩之惨酷，可以说是达到登峰造极地步了。雍正朱批道：“逆贼吕留良，凶顽悖逆，私为著述，妄谓德以后，天地大变，亘古未有，于今又见。……岂非逆天悖理，无父无君。”
于是下令将已死去的吕留良和长子吕葆中“俱著戮尸枭示，次子吕毅中著改斩立诀，其孙辈俱即正典刑。朕以人数众多，心有不忍，著从宽免死，发遣宁古塔给于披甲人为奴。倘有顶替隐匿等弊，一经发觉，将浙省办理此案之官员与该犯一体治罪”，“其财产，令浙江地方官变价充本省工程之用”。吕留良的徒弟严鸿逵，此时已死多年，但他“与吕留良党恶共济，诬捏妖言……为王法所不贷”。“严鸿逵应凌迟处死，即使死去，应戮尸枭示。其祖父、父亲、子孙、兄弟及伯叔父兄弟之子，男十六以上皆斩，立决。男十五以下及严鸿逵之母女妻妾姊妹子之妻，俱解部，给功臣之家为奴，财产入官。”
“沈在宽（严鸿逵的学生）传习吕留良、严鸿逵之邪说，猖狂悖乱，附会诋讥，允宜速正典刑，凌迟处死。其嫡属等，均照律治罪。”
吕留良案内，“黄补庵，自称私淑门人，所作诗词，荒唐狂悖；车鼎丰、车鼎贲，刊刻逆书，往来契厚；孙用克，阴相援结；周敬舆，甘心附逆，私藏禁书。黄补庵应拟斩立诀，妻妾子女给功臣之家为奴，父母子孙兄弟流二千里。车鼎丰等，俱拟斩监候。”
吕留良案内：“被惑门徒房明畴、金子尚，应革去生员，杖一百，佥妻流三千里。陈祖陶、沈允怀、沈成之、董吕音、李天维、费定原、王立夫、施子由、沈斗山、沈惠候、沈林友应革去教谕、举人、监生、生员、杖一百，徒三年。朱霞山、朱芷年从学严鸿逵，时年尚小，张圣范、朱羽采令伊等幼子从沈在宽附学训蒙，审无与沈在宽交好之处，应无庸议。”
在清代康熙、雍正年间，文人稍有不慎，就有遭文字之祸。祸从笔生，祸从口出，其例很多。车鼎丰、车鼎贲平时有较强反清复明思想，他的兄车鼎晋，因奉诏校《全唐诗》，其弟鼎丰有句云：“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意谓清朝统治者不识文字，何能做皇帝理国政。有一日，车鼎丰与弟鼎贲喝酒，酒盅为明瓷，盅底有“成化年造”字样。鼎丰翻其杯表示酒已干了，说：“大明天子今重见”，鼎贲把壶放在一旁说：“且把壶儿搁半边”。取壶、胡同音之意思，以表示对异族统治者不满。后二人都被吕留良文字狱案所诛连被处斩刑。哥哥车鼎晋终日惊惧万分，忧悲成疾而死去。据《东华录》雍正十年十二月十七日记载，此案最后的处置结果是：“严鸿逵著戮尸枭示，其孙著发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沈在宽著改斩立诀。黄补庵已伏冥诛，其嫡属照议治罪。车鼎丰、车鼎贲、孙克用、周敬舆俱依拟应斩，著斩监候，秋后处决。房明畴、金子尚，俱著佥妻流三千。陈祖陶等十一人，著以杖责完结。张圣范、朱羽采、朱霞山、朱芷年，著释放。”
然而，这桩天字号文字狱案的处置结果，并不能以雍正的意志为转移。当雍正帝驾崩后的当年，皇太子弘历即位，是为乾隆帝。乾隆当上皇帝仅有四十三天，即雍正十三年（年）十二月八日，就违背乃父“朕之子孙，将来亦不得以其诋毁朕躬，而追究诛戮”的遗命。他降旨道：“曾静大逆不道，虽处之极典，不足蔽其辜。”
他认为曾静、张熙所犯罪行，在雍正时得到宽容赦免，那是皇考的“政策”。乾隆强调按照处置吕留良案的先例处置曾静案，改变雍正的“攻心”为“灭身”的处置方针。于是下令：“著湖广督抚将曾静、张熙即行锁拿，遴选干员解京候审，毋得疏纵曳漏。其嫡属交地方严行看守候旨。”
同年十二月十九日，乾隆帝又下令将“曾静、张熙著照法司所拟，凌迟处死。”
接着将雍正精心编撰刊行天下的《大义觉迷录》宣布为禁书，停止刊刻，停止颁发，私藏者治罪，在全国范围内统统收缴销毁。《大义觉迷录》是雍正朝御制国书，刊行全国使其家喻户晓，欲以使人人“觉迷”。转眼之间，乾隆继位宣布为特号禁书，凡有私藏者，即有杀头灭身之罪，惟恐有一人“觉迷”。从此《大义觉迷录》成为绝世罕见的一部皇帝撰写的御制国书，湮没二百多年不见天日，这一切更增加了它的神秘色彩。乾隆之所以与雍正处置曾静谋反案大相径庭，有他周密的考虑。他在青年时代目睹了这场文字案的前前后后，他清楚认识到：父王对曾静谋反案和吕留良文字狱案的公开审讯和批判，实际是把父王自己推上审判台；雍正的“华夷之别”的新释、十大罪状的自我辩解、皇宫中的秘闻丑事泄露、皇子间尔虞我诈、文武大臣间明枪暗箭等等，统统详细地记录于《大义觉迷录》一书中，损害了万乘之尊皇帝的光辉形象，暴露了国祚和宫廷的绝密，起到反宣传作用，根本达不到使臣民“觉迷”的目的，只能更增强人们的反清排满情绪。因此必须彻底剪除禁锢异端思想的蔓延，肃清其流毒。同时留着这两个弥天重犯”当“反面教员”，更难以起到“感化”教育的作用。证明他父皇失德确有其事。乾隆深思熟虑，甘愿冒着违犯父王遗命的罪名，诛杀了曾静、张熙，以绝后患。乾隆此举，实际上是秦始皇“焚书坑儒”的翻版，比其乃父的深谋远虑“出奇料理”低劣多了。清朝文字狱是我国历史上数量最多的朝代。康熙、雍正、乾隆三代正是清王朝兴盛时期，这三代皇帝都具有雄才大略有所作为，希图传江山于万世，留英名于百代，采取政治上消除敌对势力，而且加强思想文化领域的绝对统一，故而这一历史时期文字狱相对苛繁频仍。这三代皇帝制造的文字狱，有案可查的就有一百七十多起，但就其文字狱的特色来看，都远不及雍正朝时的曾静、吕留良文字狱最富有特色，雍正朝时这桩文字狱案，不仅诛连规模之广，治罪诛戮之严酷，而且处置上的“出奇料理”，堪称文字狱案的绝无仅有。雍正敢于公开全案的详细末节，敢于公开大批判大辩论，敢于向天下刊发《大义觉迷录》，让人人皆知；敢于无罪赦免“弥天重犯”让其自新，当反面宣传员；敢于让读书士子对此案人人表态；敢于让人们对照自己，搞人人过关等。凡此种种，都给后人留下许多问号。
薛予生